一场涉及两家银行、金额9.5亿元的票据纠纷案，原以为两年前便已尘埃落地，却又起波澜。
　　7月18日，厦门银行公告称，该行近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《再审应诉通知书》。因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不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9）最高法民终190、191号民事判决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。
　　回顾事件经过，该案审理的过程可谓是“一波三折”。此前，因本金合计9.5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纠纷，厦门银行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曾多次对簿公堂，却均以后者败诉收场。在此期间，该案件还引起了证监会的关注。
　　公告显示，在最高法2019年做出裁决后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于2021年向厦门银行履行了生效民事判决内容。如今，执行判决两年后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为何又“翻起了旧帐”？这起长达多年的票据纠纷案又将如何收场？
　　案件审理“一波三折”
　　18日晚间，厦门银行的公告显示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再审请求如下：撤销福建省高级省人民法院（2016）闽民初108号、（2017）闽民初31号民事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（2019）最高法民终190、191号民事判决，改判驳回厦门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；或者按照各主体的过错承担责任。本案诉讼费用由厦门银行承担。
　　两家银行为何会多次“对簿公堂”？这还得从一起票据纠纷说起。
　　此前，厦门银行购买了由华泰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计划，底层资产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已贴现背书的商业承兑汇票。
　　不过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并未将本金合计9.5亿元的商业承兑汇票如期偿付。厦门银行便一纸诉状将宁波银行告上法庭，要求其立即支付合计9.5亿元本金及相应违约金，并赔偿律师费100万元，同时要求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案件受理费、财产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。
　　公开内容显示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早在（2016）闽民初108号民事裁定中便做出了裁定。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对此裁定表示不服，随即提起上诉。
　　由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拒绝如期付款，厦门银行曾于2017年向法院两度申请财产保全。2017年1月11日，厦门银行向广东省高院申请财产保全，法院裁定查封、扣押、冻结宁波银行深圳分行、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千弘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价值4.61亿元的财产。其中，盈方微为出票人、千弘公司为背书人。同年3月，厦门银行再次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涉及财产逾5.07亿元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盈方微为A股上市公司。2018年2月14日，盈方微公告称，彼时其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陈志成因涉嫌票据诈骗罪，于2018年 2月13日被甘肃省公安厅执行逮捕。此外，由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，该公司股票自2020年4月7日起被暂停上市。暂别A股近两年半后，盈方微“脱星摘帽”，于2022年8月22日重返A股市场。
　　2018年6月26日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判令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厦门银行支付合计9.5亿元及相应的违约金、律师费损失、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等。
　　同年8月17日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针对前述一审判决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　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（2019）最高法民终190、191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驳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诉，维持原判，二审案件受理费由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承担。
　　厦门银行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，在最高法2019年做出裁决后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于2021年向厦门银行履行了生效民事判决内容。
　　如今，执行判决两年后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为何又申请再审？上海董道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李琰炜告诉记者，作为生效民事判决书的当事人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向法院申请再审是其法定程序上的权利。
　　“民事判决书生效后，在被再审撤销或改判之前，是需要履行的。若不履行，则厦门银行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”李琰炜表示，该判决金额巨大，又有按日计算的违约金，同时任何诉讼（包括再审）都存在风险。因此，从法律逻辑看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在2021年民事判决书生效之后，先履行生效民事判决书内容，再考虑申请再审是理智的选择。
　　印章系“萝卜章”？
　　更为吊诡的是，“萝卜章”疑云在该案中显现。
　　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查询到的本案管辖权相关裁定显示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主张，案涉票据上该行的印章系伪造，其并未和厦门银行订立案涉合同或在案涉汇票上背书，并不是票据当事人。
　　不仅如此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还“甩锅”给了另外两家涉案公司。其表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》有关规定，本案适格被告应为出票人/付款人盈方微公司、背书人千弘公司，并认为本案应由盈方微公司、千弘公司共同所在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。
　　对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这一说法，厦门银行答辩称，案涉汇票及有关合同均为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。涉案合同已经实际履行，其已收到约9.74亿元的汇票转让款，且汇票的票面金额5亿元已得到兑付，兑付的汇票上同样加盖了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印章。
　　除此之外，厦门银行表示，其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之间还有大量转贴现业务，其中所涉印章和此案合同、汇票中的印章相同。同时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及总行、盈方微公司还曾多次派人到厦门银行磋商案涉汇票款项偿还事宜。
　　而从裁定结果来看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相关说法并未获得法院认可。李琰炜分析称，依据《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，结合司法实践，“萝卜章”是否有效，法律上主要看该争议印章的加盖行为，是否构成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。
　　“可能是根据当时的证据来看，即使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的印章存在造假，厦门银行如作为善意相对人，有理由相信签约代理人有代理权，因此合同有效。”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桑田向记者表示，“如今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申请再审获准，有可能是因为收集到了新的证据，但具体情况还需等待开庭审理和信息公开，才能窥知一二。”
　　纠纷案曾获证监会关注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案件审理期间正值厦门银行“闯关”IPO的关键时期，这场票据纠纷还一度引起了证监会的关注。
　　厦门银行招股书显示，截至招股书出具日，该行涉及标的票面金额合计为人民币9.5亿元的四项纠纷。“出于谨慎性原则，本行基于回收金额、回收时问及相关费用的考虑，于2018年6月30日己计提减值准备余额人民币13973万元。”厦门银行招股书中写道。
　　在2020年7月16日举行的证监会发审委会议上，厦门银行就被问及华泰证券华福厦门银行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下的4项诉讼纠纷进展情况及相关兑付情况，以及2018年末和2019年末对华福厦门银行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涉诉事项计提减值准备余额的情况，计提是否充分。
　　厦门银行还曾在招股书中表示，如果法院最终作出不利于该行的判决，可能将对厦门银行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。
　　在7月18日发布的公告中，厦门银行称，鉴于本案尚处于立案审查阶段，最终审查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，该行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，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审理结果为准。
（文章来源：上海证券报）